摘 要：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对文字学中的主要问题进行爬梳和说解，丰厚而精妙。本文仅对该书中涉及汉字起源，汉字形体演变，汉字类型划分等三方面的问题，妄谈一些个人体悟。
关键词：裘锡圭；《文字学概要》；起源；形体演变；类型划分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4-0081-02
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以下简称《概要》）是文字学领域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它在广泛借鉴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分析和科学考证，对以往的许多学说加以修正，发展，完善，并建设性地提出很多真知灼见，对文字学研究和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已广为中外学术界所认同。关于《概要》的出版情况和所涉内容，想必已为方家和学人所熟知，这里不再赘述。本文仅就后学在阅读时所关注的一些具体问题谈一下个人的感悟。
一、关于汉字起源的分析
关于汉字起源的问题，始终是文字学领域的一桩公案，由于缺乏充实可信的材料，学术界历来争论颇多，莫衷一是。裘先生在《概要》的第一章和第三章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详细的探讨。
《概要》第三章首先修正了“汉字起源于何时”这样一种说法，作者认为，既然汉字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那么我们便应该将以上说法改为“汉字这一文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开始于何时，结束于何时”，这样方才妥当。
首先是“开始于何时”的问题。
“仓颉造字说”中对仓颉独力造字的描述虽然已基本为学者们否定，但仍有学者相信仓颉起码对当时的汉字做过一次统一的整理，并由此推断汉字产生的滥觞。如蒋善国先生的《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据传说，黄帝时代，离现今约五千年，如说仓颉把文字画推进到象形文字，那么汉字的创始时代，是五千年前了。如说仓颉整理的象形文字，那么汉字的创始当在神农时代，离现今就不止五千年了。”但由于“仓颉造字”的说法只见于后代的记载，真实性无从考证，不排除大量说辞带有杜撰和渲染的性质，甚至连是否确有其人都存在争议。因此这种说法虽然盛行，裘先生却并未在此书中予以讨论。
另外，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中写道：“我们假定形声文字的产生在三千五百年至四千年以前，那么，中国文字的起源总在六——七千年前吧！”他的依据是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中所提供的辛店期陶器上的符号。安特生认为辛店期离现在大概四千五百年左右，但根据科学家对辛店彩陶的碳十四检测发现，辛店期文化距今仅有2700——3400年历史，比安特生的推定晚了至少一千多年。因此，唐兰先生的结论恐怕站不住脚。与此类似的情况是，有些学者试图对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陶器上的符号（亦即半坡类型符号）作出解读，希望寻找到将它们视为原始文字的证据。但是裘先生经过深透的考虑，指出“这些资料当然是很可宝贵的，可惜它们不但数量不多，而且大都比较零碎，还远远不能为解决汉字形成问题提供充分的依据”。虽然有些古汉字的形态和半坡类型符号存在类似，但我们却并没有证据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前后的继承甚至是演变的关系。所以最后裘先生得出结论：“即使是那些为汉字所吸收的符号，也不见得一定跟半坡类型的符号有关。它们究竟来自哪一种原始文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少人以半坡类型的符号为据，说汉字已经有六千年以上的历史。这种说法恐怕不很妥当”。对此，聂鸿音在《中国文字概略》（语文出版社，1998）中也写道：“在我们发现了成篇或成段的符号资料并能够将其与某种后代民族的语言令人信服地联系起来之前，解读陶器刻符的假说就将永远只是个假说。”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裘先生的结论是严谨而公正的。
相比半坡类型符号，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的几个象形符号与文字的接近程度要高很多。更为重要的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已对文字的产生提出了要求。所以裘先生由此确定了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与原始文字的某种关联，进而得出结论：“汉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间，大概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这个结论应该也是审慎而保守的。
然后是“结束于何时”的问题。
裘先生从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出发，指出：“从我们现有的知识来看，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前就创造了完整的文字体系的。根据绝大多数史学家的意见，我国大约在夏代进入阶级社会，所以汉字形成的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夏代。”这样的论证角度是比较令人信服的。
二、关于汉字形体的演变
要讨论汉字形体的演变时，首先面临一个分期的问题。《概要》先把汉字形体的演变分成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分上、下二章进行讨论。在写古文字阶段部分时，《概要》采纳的是唐兰先生的意见，将古文字的发展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四类。这四种类别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叠，但比之以往以文字载体为标准的划分方式（将古文字分甲骨文、金文等几大类来研究形体演变），还是有极大便利性的——从时代和地域上对汉字形体的演变做了大致的区分和界定，避免了时空上的混乱，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分期而不只是分类。
在作出大体的分期之后，《概要》以文字载体为依托，对四个时期内的文体形态和演变特点分别加以介绍，其中商代以甲骨文为主，辅以金文，西周春秋主要是金文，随着时代的推移，可供研究的材料逐渐增多，渐渐扩展至六国和秦系的玺印、货币、陶器和简帛等。
在“西周春秋文字”一节中作者讨论了籀文的时代问题。籀文即《史籀篇》中的文字。据汉人记载，《史籀篇》是周宣王太史史籀所创，即将其时代定为西周晚期。但近代的古文字学家如吴大澂、陈介祺、王国维、唐兰等都对汉人的说法提出质疑。因为他们发现《史籀篇》中有很多字的写法较为曲折繁复，不似西周厉、宣期文字，却和春秋战国时的文字形体很接近。通过这样的对比，王国维认为籀文当是春秋战国时秦人所创；唐氏虽未将其限定为秦国文字，但也说“由春秋时到战国初期的文字，就是所谓大篆，《史籀篇》只是大篆的一种罢了”（《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对此，裘锡圭先生认为，一方面，并非所有的籀文都具有繁复的特点，有些甚至比小篆还要简单；另一方面，即使是比较繁复的字，也往往能从商代和西周的文字中寻找到源头。而且，从西周到许慎著《说文》时，《史籀篇》数经传抄，大量的讹误在所难免，其写法越来越接近于后代，是可以想象的。有些籀文的形体虽然在现有的西周古文字资料里得不到印证，但将其时代推迟的做法同样缺乏证据。所以，与其从近人之言，“还不如相信去古未远的汉代人的旧说”。
上一段引唐兰先生《中国文字学》中的话时，涉及到他对“大篆”的定义，即“由春秋时到战国初期的文字”。实际上，现代学术界对“大篆”的定义可谓林林总总。或用它指称早于小篆的古文字，或将它理解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等等。对于这种由定义混乱而引起的歧误，裘先生主张干脆弃用这个名称。相比再另外花费笔墨谈自己对“大篆”的界定，纠结于原本就见仁见智，模棱两可的问题，这样的处理方法当属明智。类似的处理方式，还见于对汉字性质讨论的一章，面对对汉字性质的众多定义，作者只求对汉字性质作出明确的分析，认为“至于究竟给汉字这种性质的文字体系安上一个什么名称，那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如此单刀直入，给写作和阅读都带来了方便。
在写隶、楷阶段这一部分时，《概要》对“八分”作出了解释：“汉隶也称八分。”之前学者对八分的理解并不统一。翻看唐兰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唐氏通过分析古代文献中的记载，最后得出结论，“楷书就是八分……所以名为‘八分’，实际本只是一个尺度，慢慢就演变成一种书体，反替代了楷法的旧名了……其实八分楷法，只是楷法中的一种罢了”（唐氏所说的“楷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楷书”不同，是指一种由秦隶直接演化而来的文字，似乎是汉隶，但唐氏未在该书中言明，只得存疑）。“八分”究竟是何种字体，如果仅靠分析古人纷繁不一的记载，恐怕很难得出结论。裘先生根据出土的简牍、缣帛等文物资料对此作出分析（之前的学者能看到关于隶书的文字资料只有石刻，所以认为八分到东汉中期以后才出现）。在秦代的隶书中，已经可以见到八分的萌芽；到敦煌简和居延简所反映的武帝晚期到宣帝时期的文字中，八分逐渐形成的脉络已十分清晰。所以，“至迟在昭宣之际，八分已经完全形成”。由这些证据看来，八分当指汉隶无疑。
汉字在隶书之后又逐渐演变出行书、楷书等字体。蒋善国先生在《汉字学》中写道：“行书的发生约在东汉末今草和真书盛行的时候，它一方面受了今草的直接影响，来补救今草的缺点，一方面在真书形体的基础上，来发挥草书的连笔作用”。这种楷书孕育行书的观点和《概要》中的观点是不同的。《概要》中说：“到东汉晚期，在新隶体和草书的基础上形成了行书。大约在汉魏之际，又在行书的基础上形成了楷书。”《概要》列举曹魏晚期的景元四年（263年）简，以及时代大约不晚于东晋初期的署名“济逞”的两封信和署名“超济”的一封信，认为是早期行书的代表，它们的特点都是“风流婉约”，介于新隶体和章草之间，而又不同于两者。至于楷书，《概要》中提到：“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楷书书法家是钟繇，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楷书是钟繇所写的宣示表等帖的临摹本的刻本。”钟繇所生活的时代是东汉末至曹魏，也就是说楷书的形成时代和早期行书是大致相当的。既然形成时间相仿，字体也相近，那么究竟是行书借鉴了楷书而成形，还是楷书脱胎于行书而诞生呢？再看蒋善国先生《汉字学》，在“真书”一节开篇，先生写到：“真书是东汉末开始通行的字体，一直通行到现在，已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了，它的形体是直接由汉隶演变的。”由此不难看出，《概要》中被称为“新隶体”的字体在《汉字学》中是被直接当作楷书来对待的，所以楷书的通行时间被提前到东汉末（《概要》中认为，楷书的真正通行是进入南北朝之后的事）。那么，从东汉后期开始流行的这种脱胎于隶书的俗体字，究竟应该被视为“新隶体”，还是直接看做楷书呢？从《概要》中所附的敦煌发现的永和二年（137年）简和传世的熹平元年（172年）陶瓶等图片资料来看，“新隶体”的说法还是比较合理的。一方面，这种字体所反映的隶书的意味仍然较为浓厚；另一方面，由草书到行书再到楷书的演变轨迹，似乎也更具有渐变性和连贯性。
三、有关汉字基本类型的划分
《概要》中对汉字基本类型的划分是建立在其开篇两章对汉字形成过程和汉字性质解读的基础上的，前后存在着相互照应的逻辑关系。书中指出，以往认为象形字最早产生的观点恐怕不确实，因为在图画尚且能够将具体事物的形象加以描画的时候，象形字产生的需求似乎并不迫切。而相比之下，那些难于描摹的抽象概念（如数词、虚词、表示事物属性的词等）却使文字的创造成为当务之急。对于这些抽象概念，当时的人们“用抽象的图形，或者用象征等比较曲折的手法”来表示，这样创造的字我们称为表意字，它们自然是与象形字存在区别的。如果用表意的手法仍然无法表达一个词的含义，人们就往往规定一个符号来行使这种功能。这样的符号本身和它要表达的词之间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它们之所以能用来表示该词，完全是一种硬性规定。这种符号，裘先生称之为记号字。记号字因为难于记忆，所以造得很少。在表意字和记号字之外，如果想进一步造出更多的字，那就必须要引入表音符号，所以假借字应运而生。裘先生指出，表意字和假借字出现的时间相隔不会太远，甚至很可能是同时出现的。正是因为假借字的出现，汉字的主体——形声字产生的两大基础才开始完备（人们在假借字上加注义符，同时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从而创造了形声字）。也正是因为假借手法如此重要，陈梦家先生和裘锡圭先生才认为应该将假借字列为汉字的三大基本类型之一。
唐兰先生的三书说包括象形、象意、形声；陈梦家先生在其基础上提出新的三书说：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先生认为象形、象意的划分意义不大，显然表意字的概念更为合理，因此裘氏的三书说是表意、假借、形声。裘氏的三书说除了他在《概要》中列出的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等五类字（都为数不多）以外，用来分析较多数汉字的构造，还是相当适宜的。由三位先生的这样一条完整而清晰的研究脉络也可以看出，学术研究往往是在后人不断批判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并逐渐臻于完善的。没有唐先生三书说对传统六书说的批判和破除，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启迪后来者的学术影响，就不会有陈先生的新三书说，更不会有最终裘先生的学术主张。
以上谈论的都是后学在阅读《概要》和相关书籍时所关注的问题抑或遇到的疑难，因为见浅识陋，所以进行的一系列解读或许不够成熟，也不够深透。此外，《概要》是一部系统完备的文字学专著，它对文字学中各主要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精辟的阐发（没有讨论汉字拼音化的问题，原因裘先生在《前言》中说到过），而且在阐发过程中还提出了“准本字”、“同形字”等新概念，这些本文都未能涉及。不得不说，经过对其中一些问题的思索与探求，我们会愈发觉得《概要》确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反复研究的著作。
参考文献：
[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唐兰.古文字学导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1.
[4]蒋善国.汉字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5]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